部分农村的离婚率已经高出城镇水平 民警带病擒毒贩 黄鳝门主播被刑拘

农村剩男现象调查:农村离婚率已高于城市-搜狐新闻  2015年夏季的一天,豫中河口镇村民钱贵的母亲接到儿媳妇的长途电话:“跟你说实话吧,我不想跟你儿子过了,我另找了人,要留在城里!”   钱母一下懵了。媳妇一向老实厚道,跟儿子结婚10年,已有一儿一女。这一年开春后,夫妻俩第一次去北京打工。“这才几个月呀,怎么突然就要扔下这么大个家呢?”   在数千万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中,这样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。   “用术语说,这叫‘悬垂家庭’,即夫妻没有离婚,也有孩子,但妻子在城市里跟别人生活在一起,家人拿她们没办法。”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表示,在城镇化过程中,这是常见现象。   悬垂一段时间后,女方大多会选择离婚,重组家庭。中部地区一家市级法院曾对当地离婚诉讼情况进行统计,连续几年,由女方提出的诉讼占70%以上,而且其中九成以上都是外出打工后要求离婚的。   钱贵也预感到自己的命运。这个今年已经32岁、带着两个“拖油瓶”的男人,很可能从此沦为光棍儿,加入到日益庞大的农村剩男队伍中。   剩女与剩男   “如果我不走,就要卷入无休止的相亲中,说不定就一辈子留在农村了”。大半年前,魏红薇从甘肃定西农村老家偷跑到了省会兰州,心里满满的都是独立和自由。   魏红薇在城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餐厅当迎宾,来来往往的客人几乎都会在进出时跟她聊几句,大多是“三个终极问题”:多大,哪来,结婚了没。   尽管城市让她有时候头晕目眩,但魏红薇与母亲那一代人不同了,她不只是来挣钱的,她希望留下来。一场与城里人的婚姻或许是她改变命运的重要机会。   魏红薇的城市梦常会被大家嘲笑,“那么多白富美都还剩着呢,城里人怎么就能看得上你?”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,30岁及以上女性人口中,有2.47%未婚,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增长近一倍,其中绝大多数生活在城市。   然而魏红薇有自己的想法,她说,她的要求并不高,只是希望能留在城里,而且在姐妹们的议论里,也不时听到成功的例子。   事实上,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还显示,29岁至65岁的人群中,城市男性结婚率始终高于农村;另一个数字是,同年龄段的城市女性未婚率高于城市男性。   虽然城市里未婚女性富余,但现实中农村男孩要靠一纸婚书留在城里,更像是天上掉馅饼。2013年,家住甘肃庆阳大山里的董超一度觉得馅饼掉在自己头上了。   那一年,董超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,女孩自称父母是甘肃平凉的房地产老板,两人在网上聊得很投缘,私定了终身。虽然有点像做梦,但事情的进展却很真实。   当年10月,董超父母来到平凉订婚。双方父母也聊得很投机。女方父母还赠送了项链给董超母亲。从平凉回来,董超母亲十分骄傲地告诉乡亲们:“我家孩子娶媳妇进了城,不仅不要彩礼,还送了房子。”   1个月后,女方父亲打电话给董超的父亲,说房子装修好了,还差7万元,希望能支持一点。“当时我爸妈就想,反正也是为了两个孩子好,想都没想,就打过去了。”董超说。   可就在打卡过去的第二天,女方全家就人间蒸发了。董超这才醒悟,这是一场骗局。“没脸见人,就是个天大的笑话。”梦醒后,董超在外打工流浪了两年才敢回到村里。   “当前无论是诚市和乡村都存在‘婚姻贱农主义’倾向。农村在我国的文化语境中一直代表着落后、愚昧,农村人进城后,这种观念更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”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认为,城市女性即便看不上城市条件不好的男性,也不会下嫁到边远农村,因为这不符合社会的流行观念,也不符合年轻女性的价值取向。   “新农女”   马燕是村里最“潮”的姑娘。在兰州最繁华的西关十字,她是舞池里的公主。她习惯顶着厚厚的妆,把自己的陇东口音藏起来,除了不经意间偶然的暴露,很少有人能猜出她从哪儿来。   在这里,她是另一个自己。   短短20分钟,酒吧里跟马燕搭讪的男士就有3个。精致的装束下,没人发现,自称“莎莎”的马燕7年前才从大山里走出来。   在漂泊的日子里,她几乎干了所有能干的职业:服务员、美容技师、售货员、酒吧侍应,绝大多数都是城里姑娘觉得收入少、不体面的工作。在经济快速发展中,城市提供了太多的就业岗位,只要不挑剔,生存的机会比农村多得多。   在酒吧工作的日子里,马燕发现只要穿着得体,少说话,陌生人会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尊重。她学会了化妆,学会了在网店买衣服,学会了普通话,还学会了抽烟。   7年里,马燕在城里换了5个男友,她说,如果找不到爱情,就追求能留在城里的婚姻吧。在走马灯式地换了多个男友以后,马燕还是觉得自己要找城里人,即便不是什么高帅富,自己孩子的命运或许能因此转折。   对于钱贵的妻子赵明明来说,城市的诱惑来得更急促。   在来北京之前,她只去过一次县城。钱贵家开了一家澡堂,他还有一手家传的厨艺,有时也会被村民请去做婚宴或丧事的厨师,小两口的日子过得很平静。   两个孩子上学后,经济吃紧,赵明明和钱贵决定一起外出打工。他们在北京的一家餐厅找到了工作,钱贵在后厨,赵明明在前台做服务员。到京不久,赵明明就被餐厅一个男厨师看上了,这个来自河北保定的“城里人”,大胆地向赵明明示爱。   赵明明心乱了。钱贵是个老实人,但不爱交际,因为长期自我封闭,还养成了酗酒的毛病。相较钱贵的内向,保定厨师要活泛得多,而且有情趣、懂生活。经过几番挣扎,赵明明开始偷偷跟厨师一起去看电影,逛公园。   钱贵发现了妻子的变化,劝阻无效,怒而独自回到家中。从此赵明明便不再跟钱家人联系,过了两个月,赵明明给钱母打电话摊牌,称自己不再回家了。   其实在很多专家看来,像魏红薇、赵明明这样的90后“新农女”,她们大多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,几乎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,农村社会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在她们身上也少有体现,眼界的开阔和经济的独立,让她们更多选择了“个人本位”的生活态度。   中国一直有“向上婚”的传统,在城市化过程中,“新农女”希望通过婚姻来改变社会地位,这种愿望变得更加普遍和强烈。“从女性解放的角度看,这是一种进步,她们有了更多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可能。”华中科技大学人口所研究人员石人炳说,“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,由于受不健康思想的影响,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价值取向发生了偏离, 道德观念淡薄, 开始追求以物质享受为基础的‘实惠婚姻’。”   剪刀差   “兰州,总是在清晨出走;兰州,夜晚温暖的醉酒……”马燕很喜欢哼唱这首在当地年轻人中传唱度很高的歌,她也迷上了城市里五光十色、如梦如幻的生活。现在,在拉面馆里,她会利索地跟伙计说:“二细,辣子多些。”犹如一个“老兰州”一样。   “我已经不想回去了”,大半年的时间里,魏红薇也少了刚到城市的懵懂,多了一分坚持。进入腊月后,魏红薇已经多次接到家里的电话,让她回老家结婚。她并没有告诉家里,她在城里找了男朋友。她甚至决定,春节不回家。   对马燕和魏红薇这些90后来说,城市的生活就像一块吸铁石,满满的诱惑与新奇,她们不知道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的公告,2015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.73,她们更多的是爱上了在这里的感觉。   马燕说,网上买衣服,不管天南海北哪个城市,送到兰州也就一两天,可要送到老家的大山里,几乎就是天方夜谭,很多快递公司最多也就送到县城。   然而,在城市待久了,“新农女”们就会明白,从农村通向城市的道路,需要决心、恒心,甚至是狠心。   梁丽丽的丈夫和她的父亲一般大。这个来自赣南的女孩在自己23岁时,嫁给了一个大她20岁的广东人。她说,自己可以少奋斗30年。   2012年,梁丽丽从江西来到东南沿海。她只要一说话,谁都知道她是个外来妹。“买个肥皂最好都要说当地话,时刻都在提醒自己与这里的距离”。   为了融入当地,梁丽丽从粤语歌开始学,和粤语说得好的同事多聊天,慢慢克服了语言障碍。   可就算学会了说话,可漂泊感从未远离她。梁丽丽在朋友圈里写道:“这个城市没有草长莺飞的传说,它永远活在现实里面,快速的鼓点,匆忙的身影,我不知道我是谁。”   最终,一个机会给了她一个身份。   2013年,梁丽丽兼职给本地人打扫卫生,一次50元。因为打扫卫生时,家里要有人,打扫完毕,家里的男主人经常留梁丽丽一起吃晚饭。几次聊天后,梁丽丽才知道眼前这个中年男人妻子因车祸去世,如今孤身一人。“我觉得我们是互相需要的关系,他需要人陪,我想要身份”。   当时,梁丽丽其实早已经和别人有了婚约,对方是个岁数相当的小伙儿。梁丽丽不是没挣扎过,可感情和虚荣填不满城乡间巨大的鸿沟,也替代不了身份后面那些教育、医疗和文化等方面的福利。   尽管父亲觉得这样失信于人,极力反对,但梁丽丽最终还是毁了婚。这件事几乎遭到了全村人的谴责,但在跟家里大闹一场后,梁丽丽绝然地离开。   刘燕舞曾就城市与光棍的关系做过一个有趣的观察。他在山东青州调研时发现,离市区最近的一个村庄,光棍始终是个位数,几个有残疾的男性村民也从偏远村庄娶到了媳妇;而离城区越远,村里的光棍数量也越多。“即便同个村庄也有差异,靠近公路的村组的光棍数量要明显少于其他村组”。   中国的城市像欧洲,农村像非洲。巨大的落差在婚姻市场上也形成剪刀差: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,30岁以上的人群中,农村男性未婚率始终高于城市;而45岁到49岁“铁杆剩男”年龄段的比例,城市是1.97%,农村是4.29%,高出1倍多。专家预测,2016年揭晓的第七次人口普查,这个剪刀差将会更加惊人。   落跑妻子   接到赵明明的电话,钱母立即去找媳妇娘家人,毕竟还有一双儿女,“大的9岁,小的7岁,乖巧得很,当娘的咋割舍得下?”   用孩子当筹码来拯救婚姻,这是许多悬垂家庭最后的手段,但结果大都无济于事。在赵明明沉默了几个月后,钱家已经绝望,放弃这个媳妇了。   “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, 妇女应该是比男人更顾家的, 特别是更眷恋孩子, 但为什么我们的调查中高达87.5%的女性会不要孩子呢?”刘燕舞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:“这反映了一个深刻变化,她们的家庭幸福观念已向个体幸福观念转变。”   母亲的离开有时有预兆,有时悄然无息。   在最小的孩子40天的时候,甘肃庆阳佛殿湾村村民张志文的妻子给孩子喂好奶,又给另外两个孩子买了点零食,然后将3个孩子关在窑洞里,出门后她给张志文打了个电话,“我去城里,不回来了”。   “我完全没想到老婆会跑,更没想过她会以那种方式离开。”张志文说,“她只带走了夏天的衣服。应该往南方去了。”张志文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场景,最小的孩子在哭,两个大点的孩子坐在地上,吃着妈妈买给她们的零食。   在张志文以前的新房,全家福还挂在那儿。为了给张志文娶亲,父亲欠下了7万元债,好不容易去年还清了,本以为一家人可以开始过安稳日子了,谁料祸从天降。   “老婆跑路在村里是常事,村里的拖油瓶有很多。”张志文说,“不敢带媳妇出去打工呀,就是出去了,也要盯紧点,怕媳妇跟别人跑了。”在他家族里同辈5个男青年,有4个老婆跑了。   跑出去一阵后,如果有了新对象,妻子们会回来办离婚。华中科技大学人口所研究人员石人炳在调研报告中写道:据在河南省部分农村的调查,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始,离婚情况明显增多, 特别是90年代以来, 离婚数量占到解放后50年离婚总数的近50%。在湖北省松滋市,2004年审理的714件离婚案件中, 女方起诉所占比例高达75%以上,起诉的女方中,有九成以上都是外出打工后要离婚的。在流出人口最多的四川省, 部分农村的离婚率已经高出城镇水平。   “就全国而言, 婚姻挤压风险主要由贫穷农村来承担。城乡流动加剧了贫困地区的婚姻问题和城乡梯度婚姻的形成。”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茁说。据中国青年报记者查到的公开数据,由于同期群城镇男性的再次挤压,农村婚配困难的男性将达到15.03% 。   李树茁认为,城镇化所带来的观念变化,带来的社会组织的变化,带来的人与人关系网络的变化,都是有益于农村青年的经济家庭和社会地位。如果能把农村青年流动和城镇化结合起来,权利均等化,服务均等化,对性别失衡问题是有帮助的。   在这位学者看来,如果农村人能享受到与城市相似或者相见的物质、医疗、教育、社保等,农村姑娘就不会如此急迫地要向城市里流动。   “‘兰漂’了这些年,一直也不知道跟谁较劲,也到了出走的时候了”。7年,攒了6万多元,26岁的马燕决定结婚,但不是在兰州,而是回到家乡的县城,在家里的张罗下,她也算是走出了大山,准备嫁给一个县城里的人。   梁丽丽在城市里的生活已经安定,2014年,她给丈夫生了儿子。“过一段,我想把爸妈和弟弟接来一起住,或者攒够了钱,在城里给他们买套房。”   出乎意料的是,钱贵的妻子赵明明在今年春节前突然回来了,原来那个保定厨师的实力并不是想象的那样,“他兑现不了承诺给我的城市生活。”赵明明说。   (宣金学、向楠参与部分采访。应被采访者要求,部分人名、地名使用了化名)相关的主题文章: